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策源地”与重大科技突破的“孵化器”，始终是科技成果的“富矿”。数据显示，近年来高校牵头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占比长期保持在七成左右，这一数字背后，是无数潜藏于实验室的智慧结晶。然而，当科技成果的“金矿”被挖掘时，一个现实困境却横亘其间：大量科研成果仍“沉睡”于实验室，难以跨越从理论到应用、从技术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人才与创新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与国家竞争优势。如何让“富矿”中的宝藏真正“破土而出”，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命题。

　　以顶尖人才为“桥”，打通产学研“任督二脉”

　　在江苏宜兴，院士这张“人才名片”正成为激活产学研融合的“密钥”。作为全国百强县前列的城市，宜兴深谙顶尖人才对产业升级的牵引作用，通过搭建院士工作站，将高端智力资源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华东理工大学朱为宏院士团队共建联合创新中心，推动前驱体、光刻胶等关键材料国产化，从传统化工企业蜕变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江南米道江苏科技有限公司依托中国工程院陈君石院士团队，深耕功能性稻米全产业链，研发低GI健康食品及营养方案，推动产业标准化升级;中宜金大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则联合南京大学任洪强院士团队，专注污水低碳脱氮技术研发，引进博士硕士40余名，构建起“人才+技术+产业”的协同创新生态。

　　院士工作站不仅是技术攻关的“前哨站”，更是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它以顶尖人才为纽带，将高校的科研优势、企业的市场优势与政府的政策优势深度融合，让实验室中的技术“种子”在产业土壤中生根发芽。

　　以专业服务为“舟”，载科技成果“破浪前行”

　　科研成果转化，绝非“一纸合同”所能承载，更需专业服务的“护航”。上海交通大学通过打造“首问制”技术转化服务队伍，成立高校成果转化专员团队，全流程帮助教师开展科研转化工作，并出台高级职称聘任办法，将转化服务纳入职称评价体系，激发专业人员的积极性与荣誉感。这一模式，让“科研者专注科研，转化者深耕转化”的理念落地生根，破解了高校教师“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的难题。

　　浙江大学则以“跳出校门发展校门”的魄力，与地方政府共建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这支由政府付费、不占用学校编制的队伍，如同“桥梁”般连接起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推动“四链融合”从理念走向实践。专业服务的介入，让科技成果转化从“单打独斗”变为“协同作战”，从“偶然成功”走向“系统突破”。

　　以机制创新为“斧”，劈开国有资产转化“坚冰”

　　科技成果赋权试点改革的深入，让科研团队成为知识产权共有人成为普遍实践。然而，学校持有的剩余知识产权，在转化中仍面临国家收益保障难、国有资产处置流程复杂等“桎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提出的“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犹如一把“利斧”，劈开了这一难题。相较于传统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方式，约定收益模式简化了审批流程，吸引了更多社会资本关注，让基础学科研究成果也能“市场化起舞”。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改革前，中国科大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企业14家，总额1.6亿元;改革后，通过约定收益模式转化成果44项，处置知识产权172项，基础学科研究成果占比达63%，转化企业63家，公司市值累计超过80亿元。这一模式，不仅让学校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分田”而非“分粮”，更探索出国有资产管理的新路径，实现了国家收益、学校收益与社会资本的三方共赢。

　　从“富矿”到“沃野”：创新生态的自我进化

　　激活“富矿”中的科研成果，本质上是构建一个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创新生态。宜兴的院士工作站、上海交大的专业服务团队、浙大的“四链融合”模式、中国科大的“约定收益”机制，虽路径各异，却指向同一目标：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孤岛”走向“产业场中心”。

　　这一过程中，政府、高校、企业与人才各司其职，又协同共生。政府以政策为“土壤”，高校以人才为“种子”，企业以市场为“阳光”，专业服务以机制为“雨露”，共同滋养出创新驱动发展的“参天大树”。当“沉睡”的科研成果被唤醒，当“富矿”中的宝藏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一个更具活力、更富竞争力的创新中国，正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场，从理论走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