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如同横亘在文明进程中的一道鸿沟。当工业文明以轰鸣的机器声宣告新时代的到来，农业文明却仍在传统耕作中蹒跚前行，由此形成的城乡发展落差，成为各国现代化必须跨越的普遍难题。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既承载着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使命，更面临着独特的转型挑战。

　　二元结构的全球共性与中国特性

　　按照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是必经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直至两部门边际生产率趋同，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一理论框架揭示了城乡关系演变的普遍规律，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双重二元性"：既有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二元，更叠加了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等体制机制性分割。

　　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三亿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尴尬境地：他们在城市贡献着劳动，却难以平等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他们在农村保留着土地，却因身份壁垒难以真正融入城市。这种"候鸟式"迁徙不仅造成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错配，更导致农村"空心化"与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

　　城乡差距：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蓝图，但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刺眼。2.34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折射出发展不平衡的深层症结。当城市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领域疾驰时，部分农村地区仍困于产业链低端;当都市商圈灯火辉煌时，偏远乡村的物流网络尚未通达。这种发展落差不仅制约内需释放，更成为影响社会公平的突出矛盾。

　　融合突围：现代化的战略抉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城乡融合发展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既是理论清醒，更是实践自觉。实现城乡融合，需要构建"三位一体"的突破路径：

　　制度破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让农民进城有底气、留守有依靠;

　　要素激活：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使土地、资本、人才在城乡间自由配置;

　　产业协同：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城市创新+乡村资源"的产业链闭环，让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浙江"千万工程"的实践经验表明，当乡村成为宜居宜业的栖息地，当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城乡融合就会从愿景变为现实。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空间连接，而是发展机会、生活质量、权利保障的全方位均等化。

　　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城乡融合发展既是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更是文明形态的转型升级。唯有打破二元结构的制度藩篱，构建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格局，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让古老文明焕发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