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温彬，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宏观经济和金融，这个在普通人看来有些枯燥乏味的话题，在他眼里却是充满探索和求知的乐趣。无论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如何变化，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观察和思考，多个岗位上的历练，更使他对实体经济运行和银行业务经营管理有着尤为深刻的理解。

　　执着源于热爱

　　1998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毕业后，温彬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信贷业务部，第一份工作是信贷员。

　　他职业生涯的开头并没赶上好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风暴横扫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中国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温彬对于金融危机的了解和认识，以前更多的是来自案头和文献，但在实际工作中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还是头一次。

　　当时，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程度较低，且中国实行比较谨慎的金融政策并提前采取了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未受到直接冲击，金融和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中国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

　　这一系列外部经济和环境的变化，温彬都一一看在眼里。工作没多久，他已感受到通货紧缩带来的影响，行业不景气，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开始出现。

　　中国的银行体系也随之出现了问题。1999年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约3.2万亿元，仅次于经济停滞不前的日本，居亚洲第二位，银行体系面临“技术性”破产。为了化解银行体系风险，政府决定成立华融、长城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对口四大行购买不良资产。2000年7月，承接工作基本完成，共计剥离约1.4万亿元不良资产，解除了巨额不良贷款对中国的银行业、金融业运行的严重威胁。

　　眼前的危机解除了，但并没有触及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矛盾。仅依赖于此，无法根本扭转国有银行的经营困境，更无益于中国银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国银行业需要一场彻底的变革。

　　虽然从事银行实务工作，但温彬一直没有放弃对研究工作的热爱，利用业余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完成了《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研究》的博士后项目。之后，他申请调到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笔耕不辍，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亲历银行业“黄金10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十年的金融业改革。国有银行纷纷股改上市，建行率先于2005年在香港成功上市，中行和工行紧随其后，于2006年先后分别在香港和内地市场成功上市。从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到2010年农行成功上市，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成功收官。

　　温彬亲历了国有银行股改的进程，也感受到了股改给国有银行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3年末，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达到151万亿元，较2003年末增长了超过4倍。

　　温彬认为，银行业10年间的快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对商业银行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显而易见。股份制改革使商业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风险管理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银行业高速增长与规模扩张和利率管制是分不开的。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利率市场化的加快推进，银行业粗放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温彬说。

　　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监管要求的变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对商业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民间资本逐步进入，国有银行与民营银行、传统金融与新金融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中国银行业亟需进行“二次转型”。

　　“中国需要多层次、差异化、错位竞争的银行体系，以满足不同类别客户发展的需要，这是银行业‘二次转型’的方向。”温彬看到了银行同质化经营的弊端，“比如现在不少银行都提出要发展中小企业业务，认为可以通过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定价来应对资金成本上升造成的净息差减少的压力。这种客户结构调整一边倒的转型思路与利率市场化的要求并不吻合。”

　　差异化和特色化应是中国银行业转型变革的方向。温彬建议，大型银行应向综合金融集团迈进，走“综合化、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道路，更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型银行应定位和打造特色业务，比如私人银行、小微信贷、资金交易等业务，提升比较优势；小型银行可凭借灵活机动和社区信息优势，做精做细社区银行业务。

　　警惕系统性金融风险

　　宏观经济研究离不开对经济形势的预判，这要求研究者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感知能力。

　　温彬认为，宏观研究也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只有不断打破这一边界，才能使得视野延展得更广。

　　他习惯的“打破方式”之一是与业内资深的经济学家“聊天”。在中国银行工作时，他一有机会就向中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请教经济金融问题。“曹老师参与了我国很多重大政策和改革方案的制定，熟悉很多政策出台的背景，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实务也非常了解，每次交流都获益匪浅”。温彬说。

　　另一种方式是与学生们交流。目前，温彬还是中央财经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的兼职教授，每年要指导几名研究生的论文，繁忙工作之余定期和学生们就选题、观点、数据分析进行交流。

　　温彬认为，虽然理论源于实践，但一味关注市场的潮汐变换，时间久了，思维也会枯竭，和学生们一起学习理论、做学术研究，有助于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从市场分析中发现问题，在理论学习中思考升华，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研究逻辑和框架，提高市场分析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在金融改革方面，温彬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在利率管制放开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走向。“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容易，但要真正建立一套适应利率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机制、商业银行定价机制、利率风险管理机制，还需要过‘三道关’。”温彬说，第一道关是要建立以央行调控基准利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第二道关是要提高银行定价能力。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最直接的挑战是对贷款定价的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考验。目前，大多数银行还做不到分客户、分产品的定价，还未达到精细化管理的程度。第三道关则是要发展规避利率风险的衍生品市场。与利率市场化相伴，银行的利率风险凸显，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规避利率风险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利率掉期、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期权、利率期货等利率风险管理工具。

　　眼下，他最关注的还是2016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和金融体系状况。温彬认为，目前银行业不良贷款持续双升，各种金融风险事件逐步暴露，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今年金融业最重头的应是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各种风险事件叠加共振。

　　他认为，应该通过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提高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同时建立相应的机制和工具，加强对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监管，防范市场风险交叉传染。

　　即使现在任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只是个分析师，资历还比较浅。”温彬认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的预测并没有“常胜将军”，对经济金融的研究分析，即使有好的研究逻辑和框架，也要敬畏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