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介休市原市委书记冯建平对话

　　编者按：

　　介休是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县级市，人口不过37万。过去是我国小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县份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国有企业多，当时这个县的国有企业所提供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大。据统计，最高年是1988年，国有企业这一年所提供的税收是2094万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2.34%。历史走到改市撤县的今天，当地民营企业上缴税金已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96%以上，民营企业实现增加值已达到全市工业增加值的98%左右。其中的安泰公司不仅股票上市，而且又投资26亿元，形成了150万吨、170万吨生铁、钢，200万吨机焦的年生产能力。但其中历届市委、市政府所创造的业绩还鲜为人知，当记者发稿时，现任市委书记冯建平刚刚接到调令，因此，这个对话加了一个“原”字。

　　□本报记者 吕吉山/文

　　记者：20年前，山西介休市的义安村民闫吉英还是个农村小队长。20年后，他一手创办的三佳煤化公司经过不断发展，拥有资产20多亿元，员工近7000多人，产品外销日本、美国、瑞典、土耳其、南非等国。1995年以来，他又拿出了7.5亿元投资开发绵山的旅游资源，目前已形成12大景区共300多个景点，可形成5日游的格局，有人说，从绵山开发看到了山西矿产资源性企业走向无烟工业的希望。

　　冯建平：我曾到浙江的杭州、绍兴、宁波、温州、台州、舟山等地参观、考察。一路看过去，我印象最深的是三点：第一，产业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关键是做强做大。不能说浙江的服装、鞋帽、打火机就比山西的煤炭、焦炭、生铁好，无非是资源条件、市场条件不同，表现在产品上的差别。但不管是什么产品，必须做强做大。第二，什么时候进入市场都不晚，早发展早得益，可以一马当先，迟发展起点高，也可以后来居上。这次所看的企业有老牌的，如杭州的万向集团，三四十年了。也有三五年的，如法·派服装，从创业到现在仅仅3年就做大了。第三，前面两条加起来就是一个地方要使它的经济快速发展、跨越式发展，必须有一大批企业能够做强做大，靠大企业去支撑它的发展速度，支撑它的财政税收，支撑它的社会发展。

　　记者：考察介休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有几个现象值得研究，一是民营企业大户大都出在农业条件不好的地方。二是民营企业集中的焦化产业并不是政府刻意提倡的结果。三是山西大同、阳泉、临汾等地有大量煤炭资源，但焦炭产业都没有介休民企做得大，为什么?

　　冯建平：像民营企业集中的义安镇、北辛武乡(现在已与义安镇合并)、张兰镇，都处于汾河岸边，土地多属盐碱，当年学大寨时，这里不是打坝造地，而是挖渠排碱。盐碱地是长不好庄稼的，所以这里的老百姓劳动工分值都很低，都很穷。穷则思变，这可能是当年民营企业家决意要从农田里走出来的原因吧。相反，当年农业条件好的地方，民营企业大多没有发展起来。由此在更大范围内考察，包括山东和浙江一带，情况亦是如此。二是关于民营企业集中的焦化产业，当初并不是政府刻意提倡的，一度时期，在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发展上，市里想搞大的是生铁、铸造，但十几年过去了，生铁、铸造并没有发展起来。有句老话，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意与无心之间，是否包含着这样一些道理：经济发展是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它的产生、发展都是有条件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发展大环境，产品、产业的选择由老百姓来办，可能就是市场的选择，最好的选择。三是为什么有丰富主焦煤资源的一些地方没有把焦炭产业做大?焦炭这个产品虽然技术工艺简单，但资金需求量很大，配套的设施如洗煤、供电、铁路专用线等花钱都很多。介休的焦炭在80年代初期、中期起步时，我国的金融政策也处于转轨时期，贷款的条件相对宽松。如果这个产业等到市场供求关系、金融政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90年代再搞，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机遇吧。

　　记者：我想问一下，当这群急于摆脱贫困的杰出人物在实现了他们的致富目标、解决了自身高质量生活的问题之后，为什么仍然会孜孜以求、谋求更大发展呢?

　　冯建平：这可能得从人的需求层次上作些分析。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讲人的需求是金字塔式的，最底层为生理需求，依次是安全需求、社会需求、社会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能满足生理需求的约占80%，并依次递减，分别为70%、50%、40%，能满足自我实现需求的仅占10%。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科学的话，无疑，介休的企业家已上升到第五个层次：创业的满足和成功的追求超过了盈利的动机。在介休，多数的民营企业是有钱的，资产都在几千万、上亿甚至几十亿，但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又都感到资金紧。利润去哪里了呢?都投进去了，投入到技术改造、产品开发和规模的扩大上去了。他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社会更多的承认和赞扬，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记者：介休民营企业发展的规模、工业产值、上缴利税等已经在介休国民经济收入中占居了绝对主体。据说，三佳公司每年工资支出已接近全市财政支出中的工资性支出。过去，介休国有企业，尤其是国家大型二类企业多，今天的这种转变你怎么看?

　　冯建平：介休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首先在于成为城乡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农民增收、国家增税的主要来源，成为结构调整的主要力量。如今，介休经济民营企业是主体。据调查，民营企业职工总数约8.5万人，占城乡劳动力总数的55%;民营企业为农民提供的收入近2000万元，占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5%以上;这是一组了不起的数字。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加快，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是不可避免的。假如这些富余人员难以找到就业门路，其代价是高昂的，不仅会导致这部分劳动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会使这部分人遭受贫困和精神痛苦，也会加大福利支出，加重财政负担，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所幸的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为比较充分地吸纳这部分城乡富余劳动力提供了条件。有了就业岗位，就会有收入。一般估计，全市民营企业年工资支出大约为49132万元，民营企业职工年均收入在5849元左右。民营企业职工人数最多的三佳公司，每年的工资支出为5760万元，已经接近于全市财政支出中的工资性支出。

　　民营企业是结构调整的主力。从1998年到现在，全市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共25项，投资金额约30亿元，基本上都是由民营企业搞的，而且选的都是技术含量高、市场容量大、产品关联度高、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产品项目。在资金越来越难以筹措的情况下，介休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动却异常活跃，说到底恐怕还是它的体制、机制在起作用。

　　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推动着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在介休可以说是“出了一个大户，带动一个产业，兴起一片集镇，致富一方农民”。其中义安、义棠、张兰、三佳等几个民营企业集中的乡镇，城镇人口都已超过了50%。

　　记者：一个人的能力再大，没有政府的有力支持，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做不成很大的事儿。比如，安泰要上170万吨钢、200万吨机焦，至少占地2500亩，靠企业自己协调与周围老百姓的关系可能是做不到的?

　　冯建平：现在大家都在说，民营经济要发展，创造环境是关键，这是很对的。但一个非常适宜民营经济发展的好环境，既要靠政府，同样也要靠企业家本身。民营经济在一个地方所占比例的高低，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一个地方市场化程度的高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它必然会影响和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样，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必然会以服务企业为中心，关注他们的发展，帮他们解决难题，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切能给予的方便、条件和可能。在介休，不能说发展环境就没有问题了，相反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确确实实已有了一种共识：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顶梁柱，政府是为企业家服务的。